互联网公益的兴起，让更多弱势群体被发现、被关注。体现在捐赠对象上，是对个体救助尤其是疾病救助类数量的增加，互联网给个人求助开辟了更多通道;体现在捐赠款物上，是捐赠方向更加多元化，更多类型的项目出现在互联网上，大病救助、教育助学尤其是基础教育成为互联网捐赠的重点，而来自企业家的大额捐赠则更多投向高等教育、科研等发展项目;体现在救助方式上，是全民参与的实质化。

一、成人大病救助是公益慈善“浅盲区”

从腾讯2016年“99公益日”的数据统计来看，共有3643个在筹公益项目获得捐款，涵盖扶贫、助学、疾病救助、助残、妇女儿童、环境保护、动物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公共建设、人文关怀、社会创新等等各大领域。其中，最多的是教育助学类1382个，疾病救助类393个，扶贫救灾类317个，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类305个。2015年“99公益日”的2178个项目中，最多的是疾病救助类783个，教育助学类656个，扶贫救灾类235个，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类130个。腾讯公益的全部项目中，疾病救助最多，超过了1万个，其次是教育助学近5000个项目，再次是扶贫救灾和环保动保。

在新浪微公益平台的品牌公益项目捐款中，教育助学类和疾病救助类项目数量，同样要远高于扶贫救灾类、环保动保类和其他项目。在个人求助中，医疗救助则占了绝对的多数。互联网众筹平台如轻松筹等也为个人大病求助提供了更多通道。

成人救助可以说是公益慈善的“浅盲区”，大多数慈善机构、项目都倾向于救助儿童和老人、残疾人，少数关注特殊病种的机构会涉及到成人，如尘肺病、血友病等。很多大病贫困成年人因为没有救助途径，而求助于网络。

实际上，大病的可怕之处，它不仅威胁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是其巨额花费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若对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家中的“顶梁柱”病倒，不菲的治疗费用便会让这个上有老母亲、下有年幼孩子的家庭陷入了困境。正所谓“一个人得大病，全家陷入困境”。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表示，慈善在我国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爱心力量,由于缺乏科学的引导、成熟的经验，目前救助也表现出救治资源分布不均衡。一些需要救助的人群和需要救助的病种，尽管被注意到，但却鲜有人问津，成为慈善救助中的“浅盲区”。首先在救助内容上，集中在极少数“效果好花费少”的病种上，而其他周期长、花费大的病种成为盲区。“儿童群体的大病救助上,由于病种比较简单，且预后价值大,为此社会捐助都乐意覆盖。对比起成年人,由于病种比较复杂、周期长、花费大、筹款难,慈善力量很少到达。”

“然而，针对某些特困群体，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负担，仍可能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大病保险需要民政救助、慈善救助等医疗救助体系助力，才能更好‘托底’。为此，大病救助的慈善资源，不应该只偏向儿童群体。”褚蓥说。

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更获慈善家青睐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家族慈善传承中心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捐赠百杰榜”显示，这些2016年度数额最大的捐赠，约半数流向高等教育。

百杰榜数据分析显示，基金会整体接收捐赠金额占比63.3%，其中高校基金会接收捐赠总额超过45.91亿元。这部分高校基金会接收的捐赠，加上未提及捐赠给高校基金会或直接捐赠给学校的金额，占基金会全部接收捐赠量的一半。其次是未指明的其他境内外组织，接收了6.2%的捐赠;全国各级政府接收了21.6亿元捐赠，占总额的5.7%;而各级慈善会在本次统计中接收的捐赠数额为13.37亿元，大额捐赠收入是2015年度近3倍。

在2016年的大额捐赠中，由于陈天桥、雒芊芊夫妇的十亿美元捐赠，投入科学研究的捐赠首次超过高等教育领域。超过50亿元捐给了高等教育领域，面向其他教育的捐赠占总额的11.5%，排在第四位，有18位上榜者向自己的母校进行捐赠。由于“精准扶贫”的政策倡导，扶贫领域获得的捐赠额度为37亿元，占总额的18.4%，比2015年增长两成。另有将近一半的上榜额未公开捐赠领域，或捐赠领域尚未确定。

2016年校友捐赠和企业捐赠规模屡创新高。对于校友捐赠的意义，南开大学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丁峰认为，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校友资源，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持，而校友除了通过向母校捐赠财产这种比较熟悉的经济支持形式之外，还可提供高校发展所需的诸如智力、信息、舆论等方面的支持。

“校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支持学校建设双一流大学，”丁峰告诉记者，“比如捐资助学，不管是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引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校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对母校做公益捐赠，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校友可以帮助挖掘、引荐人才，提升师资水平，加快学科建设。同时，校友还可以为高校进行品牌宣传，凝聚社会资源，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黄真平看来，短期内校友捐赠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无论是在捐赠的数额、频次，还是在捐赠的持续性方面都会有所提高。“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校友捐赠会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捐赠，两方面并重发展。也就是说，一方面校友会对其母校进行捐赠，另一方面他也会对自己比较关注的学科方向进行捐赠。而针对非母校捐赠增加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整体对高校捐赠的数量及比重上升，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局面，而这也符合理性捐赠的趋势。”

就目前而言，高校能给予捐赠者的“回报”形式并不多，常见的有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或者授予校董等荣誉职位。而强烈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稀缺性也是导致企业大额捐赠流向一流高校的原因之一。黄真平指出，这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即我国大学发展的不均衡，“这也跟国家的发展阶段，跟大学在社会捐赠整体中的状况和历史的积累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有媒体认为，虽然在《慈善法》施行，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的多重政策鼓励下，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制度环境正在改善，但目前捐赠收入在中国大学总体收入中占比仍可忽略不计。《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即便是当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其捐赠收入也不到总收入的2%。而且，过去几年社会针对高校的大额捐赠主要集中在了一流高校，一些普通高校虽然得到了巨额的社会捐赠，但仍未得到过多社会关注。

本文来源：公益时报